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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文会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开启(一)

时间:2013-09-02 15:50:14  来源:  作者: 蔡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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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诞生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它受在华西方教会学校新式教育体制的影响,更是晚清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改良传统知识的精神结晶。登州文会馆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今蓬莱)创办的一所现代大学。它开启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河,其先进的教学体制和办学理念,为清末 新政兴办新式学堂提供了借鉴和样板,成为国内第一所大学[1];同时,文会馆编译出版的教科书及其开设的科学课程,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开启及其发展,起到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数学

19世纪中叶,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中国开始创办现代学校教育事业,数学教育的现代化也由此开启。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杰出的数学成就,早期的教会学校模仿美国数学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模式,一批熟悉西方教育体系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发挥了奠基的作用。[2]狄考文就是其中之一。1877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上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沿用至今的教科书一词也由此相传开来③④会上,狄考文提出,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890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编辑出版了84种教科书,50幅地图和图表,内容多涉及自然科学,其中就有狄考文与其学生邹立文等人编译的《形学备旨》(1885年)、《代数备旨》(1891年)、《笔算数学》(1892年)。1895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指南》记载,具有代表性的12所中学中,9所采用该委员会出版的教科书,如《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代形合参》等.这些著作成为当时中国新式学校主要教科书,成为国人了解西学的重要来源,其影响已超出教会学校的范围.[3][4]

登州文会馆数学教育是贯穿文会馆备、正斋九年的必修课,是教授实践最长,课程设置最完备的科目。理论方面,备斋第一年就有心算和笔算数学,由狄考文亲自讲授,备斋的后两年继续讲授笔算数学。正斋课程有《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八线备旨》(三角)、《代形合参》、《微积分学》。文会馆初创时期还使用傅兰雅与华蘅芳合编的数学教材《三角数理》(1877年),此书是传入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三角学的著作。应用方面的有测绘、量地和航海等实用性科目的演练。狄考文和他的学生邹立文、张松溪锡恩等人积极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出版了《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心算初学》、《勾股演代》、《图解三角》、《勾股题镜》、《八线备旨》、《测绘全书》、《微积分习题》、《基础代数学》、《高级代数学》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三十余次,《形学备旨》和代数备旨》也重印二十余次。这些书被各地设立的新学堂用作初等数学教科书,对当时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和我国近代教科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5][6]

《笔算数学》是由狄考文与学生邹立文合编的备斋教材,初版成于清同治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官话,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按卷、章编排,每章前有题解,后有习题。这种编排体例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数学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另外,狄考文在数学教科书中还大量采用国际通行的数学符号和名词术语,有些后来一直被沿用,这为中国传统数学教材向近现代转变起到了桥梁作用。[7]。此书出版后被后世收藏著录,并有几种对它作研究解释性的著作问世,如张贡九著的《笔算数学全草》;朱世增的《笔算数学题草图解》和郁赞廷的《最新注解笔算数学全草》等。[8]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家李俨在1940512致信严敦杰(数学史家)的信中,谈到自己所著的《近代中算著述志》一书的书目时说:《近代中算著述志》亦多遗漏之处,例如邹立文之《代数备旨》知初版(1896)、二版(1897)、三版(1898)、四版(1902)之时期,而《形学备旨》则仅知初版(1885)、五版(1902),《笔算数学》亦仅知初版(1892)、三版(1906)之时期,其他遗漏之处甚多,又有刊误之处。”[9]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一书中谈及西学的传播时说:“算学必从数学入,乃及代数,伟烈之《数学启蒙》,即《数理精蕴》之简本,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极便学者。狄考文之《笔算数学》专为授蒙之用,全用俗语,习问极多,皆便于初学者之书也。二书于比例开方两门,皆极简便,狄书更能举其要,非中国旧说所能及,惟狄书译笔太繁耳”。[10]《形学备旨》还“补充了《几何原本》[11]未载的一些几何定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之:‘算法愈阐愈精,愈晚愈密,后出为胜,理固然也。’”[12]

《笔算数学》自成书至二十世纪初,流行半个多世纪,仅在1892年至1911年间就再版翻印33次,几乎成为全国小学数学教育的通用课本。北京的京师同文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正蒙书院、中西书院、梅溪学堂;浙江的求是书院、养正书塾、蕙兰中学、瑞安算学馆;无锡的竣实学堂;山西的笃初学堂、五台县高等学堂湖南实务学堂等多采用登州文会馆的算术教材。上海的文明书局、彪蒙书局、科学书局、时中书局、南洋官书局等出版商都出版登州文会馆的教材。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刘铎振编撰的《古今算学丛书》和1905年江苏学政唐景崇编辑的《中学堂暂用课本之书目》,其中学算学教科书就有狄考文的《代数备旨》和《形学备旨》。[13]梁启超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附课程表中所用的数学书也有《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课本。国际数学大师、著名教育家陈省身小时候父亲给他带回一套《笔算数学》。当时做过《笔算数学》习题的人,应付数学考试自觉裕如,所以陈省身顺利考取了嘉兴秀州中学高小一年级,此成为日后的大师接触数学之始。[14][15]胡适、夏丏尊、钱基博、王统照等历史名人都读过《笔算数学》;陈布雷和茅盾读过《形学备旨》。湖北武备学会在重刻《笔算数学》序中写道:“此书集英美二国之大成,而其算式又参酌各国最善之式……近日江浙一带,研究西学之士,无不以此为滥觞。”[16]

中国近代两大书业巨擘、中国官方教科书主要出版商——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文明书局,20世纪初才开始编印出版教科书。比如1903年文明书局开始编印系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开始出版初等和高等小学系列《最新教科书》;学部(教育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堂教科书”是1907年……但是,这些教材比登州文会馆初期使用的西方教材晚了近半个世纪。

值得一提的是,狄考文等人编写的数学教科书最早将阿拉伯数字等西方数学运算符号和形式引进到中国课本。

1877年,狄考文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与邹立文合编了《笔算数学》(1892年)、《形学备旨》(1885年)、《代数备旨》(1886年);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与与谢洪赉合译了《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17][18] 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数学教育一仍同文馆旧制未有大的变化。190年使用的代数学教科书为日本上野清著中国徐虎臣译。该书仍为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19]如此算来,在中国学校引进使用阿拉伯数字方面,登州文会馆早于京师大学堂许多年。

当初,狄考文使用阿拉伯数字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20]例如狄考文建议数学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符号,而且他采用这一体系所编著的《笔算数学》、《代数备旨》也深受欢迎,成为晚清流传最广的数学教科书。但傅兰雅等人就反对,坚持使用中文数字,而且在 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与狄考文当面争执。后来在化学元素的译名问题上,傅兰雅与狄考文等人也是“水火不容”。 [21]

二、物理

   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物理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主要是通过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和物理学教科书的编著而得以实现的。《中国通史》记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如登州文会馆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第二任校长赫士和文会馆学生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22]这些书虽然都有西方原本为蓝本,但颇能结合中国实际,使人易于接受。在缺乏新课本时期,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做教材,各校教员也用来做为教学的参考[23]

登州文会馆正斋第三、四、五年分别有格物(力、水、气、热、磁)、格物(声、光、电)和物理测算课。教材主要有第二任校长赫士编译的《光学揭要》、《声学揭要》、《热学揭要》;狄考文编译的《物理测算》、《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丁韪良编著的《格物测算》等。其中《格物测算》是我国最早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的书籍,对我国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2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介绍到中国来。如  射线是德国科学家伦琴于 1895 年发现的,3年之后,在由文会馆第二任校长赫士与学生朱葆琛、周文源合译的《光学揭要》(1897)一书中,即对其发现经过、特征等作了简要介绍。 1 年后,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又专门刊印了英国人傅兰雅与我国学者王季烈合作编译的专门论述x射线的论著《通物电光》,对x 射线的有关情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25]文会馆教科书《光学揭要》是X射线理论知识在中国最早的记载。[26]

《光学揭要》一书在最后的“光学附”部分,专门介绍了X射线的基本情况,这是继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后,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X射线知识的文章。该文将X射线译为“然根光”。文中写到:“若有金类藏于皮袋木箱之中,虽隔数层,亦能悉见。但其理甚奥,无人能解,故西国又名X线(X即爱革斯)。因X字本西国代数学中用以代未知几何之首字也,兹取此为名,即表明不解为何光也(钍即昔之铝也)”,这是 “X线”一词在中国的首次用例。也是汉语字母词中第一位成员。[27]此外,赫士与文会馆学生朱葆琛合译的《声学揭要》(1893)一书,论述了声的产生、速率、音频等,是现代音乐声学理论首次引入中国。[28]

    另外,在光学方面,文会馆学生孙熹圣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第一次看电影和使用电影机是1898年。洋教师不仅安排弟子孙熹圣按说明书操作放映和拍摄,还帮助孙熹圣将cinema”译出中文名电影,“电影”一词由此在中国的登州诞生。随着孙熹圣后来的南下(南京汇文书院教书),以及孙熹圣的同窗们北上(京师大学堂教书),电影一词即在北京和南京传播。[29]

三、化学

欧洲化学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翻译和教育两个方面。[30]在化学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教会学校开设化学课。“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登州文会馆。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 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 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31]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上海美华书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中国学者徐寿合译的英国化学家蒲陆山的《化学分原》、美国传教士聂会东编著的《化学辨质》等。“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32]狄考文的学生丁立潢,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33]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另外,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等校毕业生担任。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34]

    涉及中国近代化学的输入,不能不涉及一个人,这就是傅兰雅长期雇用的中国助手、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栾学谦。

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用中文著述的外国人都有一位或多位中国助手,帮助他们翻译著述。像传教士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的代笔者沈毓桂、蔡尔康、姚丙然等,都是当时的知名人物。傅兰雅参与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科学专科学校——格致书院、第一份科学杂志——《格致汇编》、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被清廷受之三品头衔。但是,傅兰雅在来华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汉语训练,故在《格致汇编》创刊不久,栾学谦就被傅兰雅聘为翻译和编辑,后来还长期经营傅兰雅开办的格致书室。《格致汇编》上刊登的未署名译稿,都是傅兰雅和栾学谦共同翻译的。

《格致汇编》是英国人傅兰雅自筹资金创办的科学杂志,其书“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新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以增益智慧”[35]此书在清末产生较大影响,以至于被时人用于指代晚清时期引进和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活动。[36]不过,学界多将注意力集中于创办人同时也是主编的傅兰雅身上,而忽视《格致汇编》华人编辑栾学谦的作用。[37]实际上栾学谦为《格致汇编》付出的精力和时间,比傅兰雅还要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栾氏笔述译文,润饰文字,承担编务,《格致汇编》是不可能成的,甚至不可能办成。[38]

栾学谦不但参与编辑出版《格致汇编》,管理格致书社,主持《格致汇编》的发行工作,而且参与格致书院的化学教学。“他在格式书院创立了新的化学教学方法,为中国近代以及后来的化学教学树立了楷模 。”[39]

当时,我国的化学教育还处于萌芽时期,能讲授化学的人凤毛麟角。格致书院的化学教习主要有徐寿和栾学谦,另外还有,秀耀春(美国传教士)、来门而尔(美国人)。[40]因为“文会馆在当时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开设了非常系统的数理化课程”。[41]并设有较完备的理化实验设备,栾学谦毕业后遂被介绍到格致书院,并成为继徐寿、傅兰雅之后, 格致书院中学术造诣颇深的化学教师。据《格致书院教演化学记》中自述[42]:“顾自幼得西师指导,颇获一知半解,加以二十年来,偕傅君译述《格致汇编》诸书,每涉猎于化学,所得傅君熏陶之益良非浅少。今以受之傅君转授诸人,实以仰副傅君振兴西学之微旨,岂敢博名誉而缴利禄哉。”“栾学谦受过外籍教师正规、系统、严格的数理化教育训练, 基础扎实, 毕业后又与傅兰雅合作译书二十多年, 傅兰雅亲自把他培养成为一位优秀化学教师。”[43]栾学谦授课的特点是既讲解化学知识,又配合实验表演,他“在格致书院讲授《化学鉴原》[44],一面讲化学理论和知识,一面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实验,《格致书院教演化学记)[45]一文,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在课堂上制备氧、氢的操作过程及氧、氢的化学性质和反应,受到听讲者的欢迎。格致书院首创的化学课堂演示实验,沿用到今。”[46]傅兰雅曾亲自观摩了栾学谦的化学实验课,慨然叹曰:“ 所 试 各 事 , 颇 觉得 法 ! ”。[47]栾学谦的这种授课方法和风格形成了栾学谦的教学风范,也形成了格致书院注重实验的风气。

栾学谦还和傅兰雅合译了《化学卫生论》(1881年), 该书是最早冠以卫生之名而与近代卫生密切相关的著作[48],是近代生物化学和近代营养学的滥觞,流传甚广, 直到 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江南水师学堂时还曾读过它,并在著作中多次引用《化学卫生论》中的生化知识,有些地方开办新式学堂即用《化学卫生论》做教材,绍兴鲁迅故居博物馆陈列的鲁迅阅读书目中也有此书。[49]

总之,栾学谦先生无论是在近代化学的传播上,还是在格致书院开创的新的化学教学方法上,使得中国近代化学教育一开始就与世界教育方法接轨,在我国化学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化学教育家。[50]

四、天文学

《中国通史》记载,190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6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二十世纪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单独开设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5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曾有5所高等学校设置过天文专业,但历史最早长的只有齐鲁大学天算系和1926年建立的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齐鲁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天文专业合并为南京大学天文系,至此,我国的天文教育中心移至南京大学。齐鲁大学是1917年由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所以,登州文会馆是中国开办最早的天文教育机构,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鲁大学教习王锡恩堪称中国近代天文界的老前辈[52]

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正斋6年的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天文教科书有第二任校长赫士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此“可以说是设置天文课程课程的第一家。”。[53]文会馆已具备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54]反射镜使同学们获得了比其它任何渠道都更清晰的天象概念,也教授学生利用经纬仪获取经纬和时间的各种不同方法。”[55]折射望远镜可用作太阳黑子观测,间作变星观测。齐鲁大学学生程廷芳后来曾用这些设备在天文台观测到太阳黑子和星云。文会馆的天文设施还有天球仪、经纬仪、经限仪以及行星绕日表、张动表、恒星表等。登州文会馆天文教育的初具规模,奠定了后来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的基础。中国天文工作之所以有今天,齐鲁大学天算系功不可没,它与中山大学天文系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56]

登州文会馆学生王锡恩于189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01年由赫士带领与其他六名同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任西学教习,1904年赴广文学堂任数理教习1917年随广文学院迁往济南组成齐鲁大学,直到1932年去世,历时十五年之久。当时天文算学系最初只有两位教习(包括系主任),另一名教习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王锡恩出任齐大天文算学系主任兼天文台台长,是该校任系主任中唯一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从事天文教育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天文教育事业的先驱。[57]

五、经济学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1860—1894),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过程中起着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经济学课程教育,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中国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可以说,没有传教士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初步传播,就没有后来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58]

早期西方经济学说的传入,丁韙良、艾约瑟、傅兰雅及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译著,西方的近代经济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引入与传播。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丁韙良,被称为 “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一人”。[59]

1869年丁韙良辞去美国长老会的教职工作,出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由于经济学是在中国首次开设,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为了满足课程的需要,丁韪良与同文馆卒业生汪凤藻合作,将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思德所撰的《政治经济学提要》译成中文,以《富国策》命名,呈请总理衙门批准后,于光绪六年(1880)首次出版。 [60]“在同文馆的影响下,《富国策》课程在上海中西书院和登州文会馆陆续开设”。[61]《富国策》于1880年以聚珍版的形式出版后,后来曾被多次刊刻翻印,曾出现过上海美华书馆印行本、益智书会本、实学新编本、乐善堂铅印本等。[62]登州文会馆使用的可能是上海美华书馆或益智书会印本。

《富国策》是清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早中译本。该书叙述了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利润)、价值、工价、钱币、税敛等经济学概念。王立新认为,《富国策》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流传较广,对维新派影响较大。[63]总之,教会学校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形成、促进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评价道:(教会学校)虽尚多宗教之意味及色彩,然其输入西学之功,固已甚伟,其促成国人讲求富强之绩,实亦不可埋没也”。[64]

六、心理学 [65]

“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初步传播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早期的教会学校进行传播,一是通过翻译西方心理学论著进行传播”。[66]

教会学校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传教,但同时也把西方近代的一些科学知识引介过来,通过开设心理学课程,客观上推动了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些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早期教会学校中,著名的有二,一是位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市)的登州文会馆,二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开设的上海圣约翰书院。”[67]狄考文在1881214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正式提出把文会馆改为大学的计划书中,有八条具体的建议,其中第三条即规定开设心理学课程。[68] 1891年,登州文会馆的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上,也明文规定了正斋第六年开设心理学课,译名为“心灵学”。稍晚于登州文会馆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是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改为大学以后,继承了重视心理学的传统,西学斋正馆普通科规定第三年开设心理学课程, 1911年进一步规定文艺科和医学科均开设实验心理学。此外, 1893年成立的通县潞河书院,校长谢卫楼于1907年也为学校编写出版了《心灵学》(即心理学)和《是非要义》(即伦理学要义)等教科书。[69]所以,最早在我国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学校是狄考文创办的基督教大学登州文会馆。[70][71][72]同时也可以看出,教会学校实为西方心理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开先河者,而且“在当时心理学一般被视为必修课和神学的预科,为其宗教服务的,是很受重视的一门课程。”[73]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98 年出版了《性学举隅》一书, 该书由序言(包括李鸿章序、罗善智序和丁韪良自序)、总论以及上卷(共十五章)、下卷(共十四章)组成, 1898 年初版, 1904 年再版。这是第一部融入近代西方心理科学知识的中文心理学著作“中国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登州文会馆的两名毕业生在丁韪良撰写《性学举隅》过程中进行了笔述工作”。[74]

罗善智、綦鸿奎分别于18861893 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罗善智曾任北京汇文书院教习,并在济南开设英文馆;綦鸿奎曾任北京大学、湖北省恒北路、中路、东路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教习,为丁韪良处主笔。他们二人协助丁韪良完成《性学举隅》的笔述、润色工作,也正是因为二人在心理学方面有功底, 仅仅月圆两度, 工已告竣 [75]丁韪良亦称:綦、罗二君, 夙擅格致、天算诸学, 于性学尤易明晰, 以为臂助,实称得力。此余既感激于天假之年, 天假之地, 又不能不感激于天之假我以人也。[76]另外,狄考文与丁韪良交往甚密。丁韪良的《性学举隅》在当时出版之后,狄考文和传教士怀定分别于1899 年、1900 年对此书进行了相关的评论。[77]

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 《性学举隅》是继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专著——颜永京的《心灵学》(1889年)之后, 开启了20 世纪初期西方科学取向心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先河。[78]

七、地理和历史课的开设

    把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地理、历史等知识在教育机构系统地传授,开始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学校。”[79]

清朝的地理教育,以颁行《奏定学堂章程》为界,可分前、后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70 年间,我国旧式学校没有地理课程,有一些浅薄而脱离当时实际的地理常识,是混合编在蒙学教材中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国新式学校沿袭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才有地理课程的单独设置。1839 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新小学,单独设有地文课程,算是我国普通中小学地理教育的开端。以后教会学校越来越多,一般都把地理列为教学科目之一。“地理课程设置较清楚的是1864 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办的文会馆。”[80]该馆在备斋第二、三年学《地理志略》,正斋第四年设《地石学》(即地学),[81]另一所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开办初期,只是教授外语的专门学校, 1876年以后,同文馆成为综合性的西学堂,扩充教学内容,规定除了外语之外还得学习数理化、航海、测量等科学技术和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和地理、翻译等。此外,1878 年张焕纶在上海开办的正蒙书院,是国人最早开设的一所新式小学,“舆地(地理)”被列为基本教育科目之一。[82]

在学校中施行世界史教育,也是以传教士在中国所办学校为最早。随后中国一些西学堂和传统书院中也有世界史地的课程。登州文会馆正斋6年中,第2年学《万国通鉴》,第4年学《左传》(一、二、三、四),第5年学《廿一史约编》。[83]鸦片战争后,由于教会学校猛增,教会学校由初等教育向中等、高等教育发展,急需史地教材,狄考文还自编了《中国史记》等书。总之,19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基督教会已经把西方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思想、内容、方法输入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当时讲授西学的新式学堂为数不多,所以影响不大。[84]

八、体育

新式体育之传入,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直接相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教育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部分。因为谁都知道,没有近代化的人,就难以建成近代化的社会。毫无疑义,中国传统教育培养不出这样的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理的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沟通了中西文化,传播了西方教育,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新式体育,为体育置于中国起到了桥梁作用。[85]

中国近代体育教育之肇始,始于教会学校。[86]鸦片战争之前,虽有极少数教会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但影响较小并未引起国人重视。首都体育学院理论学科部学校体育学教研室主任李林认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历史起点应该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的体育也逐渐被引进学校(主要是军事学堂)。教会学校中虽然开设体育课的比较少,但是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却相当普遍。登州文会馆、江苏镇江女子学校、烟台汇文书院等即设有体操(体育)课程。据有关资料记载,狄考文于1864年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所见材料中最早开设体育课程的学校。[87]在向西方列强学习和教会学校的启发下,洋务派创办学堂,将西方体育教学内容移植到我国学校,打破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中没有体育课程的模式,其体育课程发展和教学内容已经呈现出近代体育课程的萌芽状态。至此,可以说我国近代体育课程雏形已经基本形成。[88]

九、音乐

西洋乐理最初输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来进行的。[89]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教会纷纷派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西方音乐也借此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一阶段的音乐传播与康乾时期不同的是,由宫廷转向了教堂、教会,扩大了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教堂中有组织的唱诗班及其赞美诗集成为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方式和载体,中国人最初便是通过这种途径学得了多种谱式和西洋乐理。[90]此外。许多传教士都在中国创办学校,开设音乐课,并编有教材。这一阶段较为突出的西洋乐理著作主要有《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小诗谱》、《喇叭吹法》等。在这些音乐著述中,首推狄邦就烈(JuLia B.Mateer1838-1898)编著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的影响与作用最大。此书是已知我国最早的圣诗集。[91]

狄邦就烈的音乐教科书《圣诗谱》初版于1872年,之后,重印版至少有过四次,即:1879年、1892年、1907年和1913年。[92]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韩国汉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等处均有收藏。书中共收演唱杂调25首,教堂圣诗369首,讽诵歌17首。为教唱这些歌曲,乐谱之前有《乐法启蒙》条理详解18段,系统讲授读谱法,附带涉及一些有关演唱的问题。[93]在这本教材的乐法部分,狄邦就烈采用了当时美国学校比较流行的一问一答的模式来讲述基本乐理知识,全书将近300个问题,由浅入深,环环相扣,深入浅出,简明易懂,主要阐述了:基本概念、记谱法、五线谱、双部和声等,还修正了形注、音符体系,使声乐学习更加简便。1892年的《圣诗谱》重印增加了四声部歌曲,使《圣诗谱》在技术水平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前所未有,在当时世界学校音乐教学上也处于领先地位。[94]

需要说明的是,在《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之前还有两部重要的乐理著作问世,即分别由清康熙、乾隆皇帝钦定的《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印行的两部汉文西洋音乐著作。但是,这两部乐理专著都没有对中国的音乐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而且其中的许多中文术语在今人看来甚至是十分蹩脚和拗口的。[95]另外,在《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的初版序言中,狄邦就烈提及之前的《律吕正义》一书时说:“只是这部书,如今难得,而且说的也太烦数,并不是预备平常人学唱,乃是预备好学好问的先生,互为证验。再说作成这部书以后,又有人找出新理,添补在乐法之中,因此这部书,如今就算是旧的,其中多半是些不合时的老套子。”[96]而“《圣诗谱·附乐法启蒙》采用的是当时美国学校流行的对话的方式,是通俗易懂的白话”,[97] “尽力探索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形式,哪怕是乐谱和乐理的讲解也都考虑到中国化的问题,在实践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西乐理对照融合的作用。”[98] 所以,“中外学者一般认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邦就烈的《西国乐法启蒙》(后改名《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是继《律吕纂要》和《律吕正义·续编》之后又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洋乐理的著作”,[99]该书的出版与传播为后来的西洋乐理的著述与写作提供了借鉴,并为现代音乐知识在此后的“学堂”和“学校”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基础和条件在再版之“补序”中载道:从18721913四十余年之间因“等用的人很多”而不得不四次再版重印,这种较大的市场需求量可见该书在当时音乐教育中的巨大作用。[100]

另外,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刘再生和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孙继楠于2006年发现《文会馆志》和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所刊载的10首“乐歌”,并予深入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美国传教士狄考文1864年开办的登州文会馆是我国近代早期开设音乐课的学堂之一;“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歌曲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乐歌”。 “文会馆歌曲”之价值在于将我国学堂乐歌的历史渊源提前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领域,较之于沈心工1902年在日本编创的《体操——兵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首乐歌)早了30年的时间。[101]音乐学家,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认为这10首歌曲大多根据欧美流行歌曲或赞美诗曲调填词,特别指出“十首歌曲写得最好的是第六首《恢复志》,曲调庄严宏伟”。因之,《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当属目前所见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本“乐歌”歌集。[102]其中,“选抄”中《赏花》这首歌是文会馆学生周书训在1888年创作的,歌曲描绘了冬去春来,百花盛开时,赏花人在花丛中徘徊的美丽景象。《中国近代音乐简述》一书里,曾多次提到过这首歌,确定为我国19世纪下半叶早期学堂乐歌中最早的一首歌曲作品,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03]



[1] 王先明:《中国近代史(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页

[2]李伟军:《美国对近代中国数学教育的帮助与影响及启示》,《数学教育学报》2008年第2期,第78

王宏凯:《“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75页

郭书春:《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18页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第621

马忠林,王鸿钧等:《数学教育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143-145

[3]李朝晖,张 伟:《清末的数学教科书》,《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99月,第586-590

薛有才:《数学文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67

吴文俊:《中国数学史大系》(副卷第二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

[3]车吉心、梁自洁、任孚先:《齐鲁文化大辞典》,济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3

曹术存:《狄考文及其在华的数学教育活动》,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4

 

 

 

 

 

 

[8]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5971949)》,商务印书馆,1981

[9] 邹大海:《略论李俨的中算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2,第165

[10]黄涛:《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学术界》2007年第2期,第297

[11] 该书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的一部数学著作,共13卷。这本著作是现代数学的基础,在西方是仅次于《圣经》而流传最广的书籍,是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世界数学名著,它对数学及其它科学乃至人类的思想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其他著作无法取代的

[12]李学勤、 吕文郁:《四库大辞典·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79

刘铎振:《古今算学丛书》,上海,上海算学书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全来,曹术存:《笔算数学》内容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9期,第15-19

 

[14]余玮:《陈省身:数学当歌 人生几何》,《北京青年报》20041213,第6

[15]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3

[16]狄考文,邹立文:《笔算数学》·重刻《笔算数学》序,湖北武备学堂再版,光绪二十三年,第3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83页。)

《小学教师实用数学辞典》编委会:《小学教师实用数学辞典》,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7月,第98页)。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 第1785

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评述》,《中国科技史》1991年第2期,第13

 

[21]张 剑:《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作、冲突与科学发展》,《史林》2007年第2期,第27-38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820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 165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818

 

[25] 丁守和:《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4年,第138

[26]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年,第109

[27] 张铁文:《物理领域最早出现的汉语字母词》,《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总第87期,20079

[28]吴小鸥:《晚清西式教科书的引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11月第7卷第6期,第25

[29] 孙建三:《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10年,第5

[30] 陈镱文:《近代西方化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北大学博士论文, 2009

[31]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838

[32]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838

[33] 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第128

[34]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843

[35]梁启超: 《西学读书法》,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167

[36]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7] 王扬宗:《格致汇编之中国编辑者考》,《文献》1995年第1期。1978年版,740-744

[38]傅兰雅与《格致汇编》,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9-98页。

[39] 汪丰云,丁多彪,顾家山,吴凤兮,沐小龙:《中国近代史上化学教育家——栾学谦》,《化学教学》2011年第4期,第69

[40] 郝秉键:《上海格致书院及其教育创新》,《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85-97

[41] 汪广仁: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7

[42]栾学谦格致书院教演化学记.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下):59-63

[43] 江家发,雍玉梅:《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先驱———上海格致书院中的化学教育考略》,《化学教育》2009年第1期,第69

[44] 徐寿1871年译出的《化学鉴原》,是我国第一本无机化学教材,对我国近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先驱的作用,参见徐振亚:《徐寿父子对中国近代化学的贡献》,《 大学化学》 2000年第01期,第59

[45] 栾学谦·格致书院教演化学记·新学报,189792

[46] 徐振亚:《徐寿父子对中国近代化学的贡献》,《 大学化学》 2000年第01期,第60

[47] 徐振亚:《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55

[48] 吴小鸥:《晚清西式教科书的引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8年第7卷第6期,第25

[49]季鸿鼠:《化学卫生论》的解读及其现代意义,《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6年第1期,第19

[50]汪丰云,丁多彪,顾家山,吴凤兮,沐小龙:《中国近代史上化学教育家——栾学谦》,《化学教学》2011年第4期,第69页)

[51] 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793

[52]杜昇云、崔振华、苗永宽、肖耐园:《中国天文史大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344;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3] 杜昇云:《中国天文史大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第344

[54]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第1794

[55] 郭大松,杜雪霞:《登州文会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

[56]杜昇云:《中国天文史大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第345

[57] 杜昇云:《中国天文史大系·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与近代天文学》,第350

[58] 李浩,梁永康:《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2-99

[59]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2

[60] 叶世昌著:《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

[61]张登德:晚清《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03161

[62] 张登德: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关系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月第4期,第42

[63]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 

[64]赵丰田著:《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第308—309

[65] 对于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名称而言, 19 世纪最后的20 年间, 在中国相继出现了四个名称:心才学(颜永京, 1882)、心灵学(颜永京, 1889)、性学(丁韪良, 1898)、心理学(康有为, 1898), 其中心灵学和心理哲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心理学最早脱胎于哲学。例如,我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是在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由颜永京翻译美国海文(JosePhHave)所著的《心理哲学》(《MentalPhilosoPhy》),书名译称《心灵学》。而同是海文这本书,日本明治八年(1875) 日本著名哲学家西周将其翻译为《心理学》,称为日本第一本心理学书。〔详见日本心理学会编《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1980年。〕颜永京虽然是从海文著MentalPhilosophy(心理哲学) 译出了《心灵学》, 但是并不意味颜永京不知道psychology(心理学) 一词与mentalphilosophy 的关系。因为在海文原著中已经大量出现了psychology 一词。海文所谓的mentalphilosophy 其实就是psychology, 只是在当时psychology 的名称还没有广泛被使用。(详见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心理学报》2011年,第107)那么,颜永京为什么译成“心灵学”这个名称呢?他译为心灵学可能源于希腊文“心理学”原义,即“灵魂学”之意。远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写的一部心理学专著即称“心灵论”(DeAnima)1876年英国培因(AlexanderBain)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份心理学杂志也称《心灵》(mind)杂志。另外,在颜永京译的《心灵学》序中讲“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有心灵”之意,故译称“心灵学”。(详见赵莉如:有关《心理学》一书的研究,《心理学报》1983年第4期,第383页;杨鑫晖:《心理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0-111页)此外,1896(清光绪二十二年)我国思想家谭嗣同的著作《仁学》二十七界说中,把“心理学”也称“心灵学” 。(详见蔡尚思、方行合编:(谭嗣同全集》()1981)至二十世纪初,我国兴办新教育, “心理学”的名称以及一些心理学译词在我国开始普遍使用。如1911(清朝宣统三年),我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一书中即有“心理学”名称,并分有41条心理学词条侧。但是,在同年我国翻译出版一本心理学书里,书名却仍译称“心灵学”。(详见谢伟楼著.管国全译:《心灵学》1911(宣统三年). 当然,严格讲当前《心灵学》与《心理学》在学科分类及其内容上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现在仍存在心灵学心灵哲学性学等名称, 但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成为心理学之外的学科名称。

[66]杨鑫晖:《心理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8-121

[67] 叶浩生:《心理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26

[68]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291

[6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12

[70]陈学恂:《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5

[71]刘慧媛:《民国时期心理学的传入与发展》,《人民政协报·春秋》,20121025,第2版)

[72]杨鑫晖:《心理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

[73]杨鑫辉:《心理学通史·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104

[74]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心理学报》2011年第1, 101

[75]丁韪良,《性学举隅》. 上海: 美华书馆摆印,1898年,第285 – 294

[76]丁韪良.性学举隅》,第 285 – 294

[77]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第33–37

[78]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丁韪良及其《性学举隅》》,《心理学报》20111, 108

[79]周建高:《晚清癸卯学制之前学校中的世界史教育》,《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94

[80] 关伟等编:《地理教育学教程》,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6

[81]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行本,1913

[82]关伟等:《地理教育学教程》

[83] 王元德等.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189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4—225

[84]马执斌:《中国历史教材近代化概述》,《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1期,第56-58

[85]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

[86]陈晴:《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

[87] 肖群雁  朱露晓,《论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演进及其本土化》,《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8月,第166

[88] 肖群雁朱露晓,《论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演进及其本土化》,,第167

[89]施 咏,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6年第1期,第83

[90]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222

[91]施 咏,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第83

[92]孙继南:《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第89

[93] 宫宏宇:《狄邦就烈、<西国乐法启蒙><圣诗谱>》,《中国音乐》2008年第4期,第64

[94]阎翠翠:《狄帮就列在登州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 64

[95] 杨通八:《实践中选择 实践中创新——中国新乐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启示》,《中国音乐》,200303期,第32

[96]狄就烈《〈圣诗谱〉原序》,《圣诗谱》,上海美华出版社 1892 年版,

[97]宫宏宇:《杜嘉德的乐理书系列与西洋乐理之东传》,《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第36

[98] 杨通八:《实践中选择 实践中创新——中国新乐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启示》,第33

[99]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63 页;王震亚 :《西洋乐理输入探源》,《音乐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5866页

[100] 施 咏,刘绵绵:《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探源、释义与评价》,第83-87

[101]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抄选”之史料初探》,《音乐研究》2006年第3,第39

[102] 孙继楠:《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音乐研究》,2006年第6期,第75

[103]曾庆建、李明辉,《我国最早的学堂乐歌作者是潍坊人周书训》,《潍坊晚报》,2011123,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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