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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文会馆的历史发展及其与山东大学堂关系述论

时间:2013-09-01 10:38:51  来源:  作者:崔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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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14日,光绪皇帝颁发谕旨,命全国各书院一律改称为大中小学堂,内云:“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小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各地督抚遵旨办理,包括山东大学堂在内的一批新式学堂亦因之诞生。近人周予同曾说:“中国新教育的出现,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2] 梅贻琦在其《大学一解》中也说:“近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则西洋移植而来”。[3] 可见,西方近代教育,特别是扎根于近代中国并促进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基督教大学,其对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轫之影响。
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有着较为全面的研究。如师从费正清的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广京(Kwang-Ching Liu,1921-2006年)对中国早期基督教大学之概述,[4]鲁珍晞(Jessie G. Lutz)对中国基督教大学发展历程的综合论析,[5] 史静寰、徐以骅等对基督教大学的个案考察,[6] 吴梓明、陶飞亚、胡卫清等从中西文化交融角度的研究[7]。这些成果虽对登州文会馆等基督教大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有过阐发,然在基督教大学于中国本土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缺少个案考察,特别于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学缘关系上更是尚付阙如,加之在登州文会馆的史实论述上,亦颇多歧异,令人莫衷一是。鉴此,本文将以登州文会馆的发展进程为线索,勾勒出其对山东大学堂的影响,另结合中外文史料,就若干史实问题,试作考析,以纠谬求真,或仍不免于谬误,仅求教于方家。
        
               一、登州文会馆历史发展沿革
登州文会馆由一所“生徒仅六人”[8]的蒙养学堂发展为“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的高等大学,[9] 实赖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之功。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年),1836年出生在美北长老会的总会驻地宾夕法尼亚州。其父母以农业为生,且是北长老会的教友,自幼便培养狄考文养成了勤奋朴实、信仰坚定的品格。1855年秋,狄考文入杰斐逊大学,“强学深思,师友咸器”,仅用三年便完成了四年的本科学业,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接着赴宾州某中学任教,后升任校长,“盈利虽颇为轻松,但心底常有传播福音之应召”,遂变卖学校,前往阿立甘美西神学院学习神学。[10] 三年学业学习期间,在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等地教会兼职布道,与当地某牧师之女邦就烈(Julia A.Brown,1838-1898年)相识并结为连理。其间,新一轮的宗教奋兴运动席卷美国本土,诸多神学院教工及宗教人士奔走讲演,号召学生向异域传播教义,狄考文对此“格外热切,回应积极”,1861年4月5日向长老会总会提出申请,一周后总会“函遣先生(狄考文)来中国,嘱令夫妇同行”[11]。1863年7月3日,狄考文夫妇与同差会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年)夫妇由纽约出发,乘舢板船“圣保罗”号,经167天的航行到达上海,稍许停留后,翌年1月3日转乘“汕头”号至烟台,又经数天陆路跋涉,1月15日抵达目的地登州。[12]
在登州文会馆起源上,一般认为其前身是狄考文1864年创建的蒙养学堂,然亦有研究认为该校发展自1861年倪维思夫妇创办的女校。[13]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
与狄考文同属美国北长老会的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年),1854年抵华,初期驻在宁波一带活动,其间曾开办过一所寄宿学校。1858年中英《中英天津条约》约定登州为通商口岸,为基督教打开了在长江以北布道的机遇。1861年3月3日,倪维思因其妻在南方水土不服,故亦向长老会差会请求前往山东开展传教事工,并在5月14日的会议上得以通过。6月20日,经上海、烟台到达登州,安家在当地一所庙堂——观音堂。翌年初,在观音堂成立一所女子学堂,包办食宿,招收女童两名,皆教友之女。有研究指出,该校是山东的第一所女学堂,亦为山东的首所新式学校。[14] 1863年秋季,倪妻倪戈氏健康“甚为糟糕”,倪维思携她往空气较为湿润的长江以南地区游历,学校事务交由梅里士(Charles Rogers Mills, 1829-1895年)管理。梅里士将校址由观音堂迁至官产东大寺,但对办学并无热心,该女校不久即行中断。[15]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该校此后发展分为两支。一支为所谓的女子文会馆:1866年狄考文妻邦就烈之胞妹邦姑娘(M. Brown)至登州协助教务并重新运作东大寺女校,1875年将校址移至都察院北后时人称之为女子文会馆,1883年教会医师聂会东的夫人(James Boyd Neal)来登州协同管理教务,1885年邦姑娘去世,1893年薛姑娘(Mary Snodgrass)到校“始行整顿一切”,1895年利姑娘(R. Y. Miller)对该校“大加整顿”,1901年交由怀姑娘(Fannie Wight)主持。[16] 另一支为:1869年4月倪维思由美国返回到登州,1871年秋迁至烟台与郭显德合办神学校培养华人牧师。[17] 随行带走了东大寺女校的两名女学生,“其中之一,西名随拉华,名梁刚福”[18]
很显然,长老会在登州早期开办的教会学校发展多次复形停顿,即使是倪维思的烟台女校与登州女子文会馆亦无组织上的关联,故而说登州蒙养学堂传承自倪维思实则无据之谈。
据郭显德记录,狄氏夫妇来华前,就抱有开办教育的想法。[19] 在来华三个月后的一篇日记中,狄考文写道“我们在这满怀希望地建立了一所学校”。[20]不过由于与梅里士夫妇共居观音堂,加之租赁房屋在当时尤为困难,其计划只能暂作搁浅。是年夏,梅里士夫妇搬到了登州郊外居住,这给狄考文夫妇开办学校提供了极大便利。1864年9月,学堂招生授课,是为登州蒙养学堂之开端。应该指出的是,开设学堂是狄氏夫妇的个人行为,该校直到1865年学校才得到差会批准。[21] 学堂在观音堂开办,设有两间宿舍、一间厨房和一间教室,聘请教会教友兼文书的张赣臣教习中国儒家典籍,招收六名男童中“一人曾入乡塾一载,余五人者均不知读书为何事”。[22] 美国小海亚特的研究表明,蒙养学堂草创初期的校务工作多由狄妻邦就烈负责,狄考文仍专注于布道工作,“1864至1873年间,他在山东大地上骑驴或步行了15000英里,……访问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大小城镇”,但是,“只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基督教皈依者”。[23]此间学校的学制为六年,开设的课程多是《曙光初露》、《教义问答》、《旧约历史》、《基督教见证》等英美传教士译编的宗教手册。学生每天的课程首先由早祷开始,此后在教师的带领下唱赞歌或朗诵《圣经》,晚上临睡前须参加晚祷。礼拜日上午做礼拜,下午开展宗教理论知识辩论。综上可知,该校偏重宗教教育,着意塑造学生的宗教品格,以期将来为教会所用。可见,这一时期的蒙养学堂只是一所培养传道人的小学堂而已。
1873年,狄考文从传教事务中脱身,投身蒙养学堂的改造工作。在学生招收上,采取筛选制,重点招收教民之子,与家长签署契约,确保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另延请中国私塾先生教授儒家典籍,四书五经皆总括于课程,同时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文会馆学生邹立文参加1873年的乡试且名列前茅,“为学校赢得空前声誉”。学堂声誉的提高,亦对学校规模及学生招收有着积极影响。学校除授课教室外,还增添图书、仪器、理化试验等室,以备学生习实学之用。1864至1872年间,九载所招收的学生计85人,学满六年者仅4人而已,然通过狄考文1873年改革后的次年,入学人数即达到22人。[24]
1876年,狄考文视来学者增多且其文化程度渐高,恐六年学制难以学成,遂添设高等学科,分置正、备两斋,按级授课,以级递升。所谓正斋类似中等学堂,学制六年,隐括中学于内,而备斋类属小学堂,学制三年,隐蒙学于内,实为正斋培养生源。1877年初,平度人李山青、蓬莱人邹立文、栖霞人李秉义六年学业修满,狄考文邀请其在华工友、登州地方官员莅校参加首届学生毕业答辩。蒙养学堂亦借机更名为为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拟“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诸如梅里士、郭显德等列席的传教士普遍认为,该校已为一所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堂,“是中国最好的大学”。[25] 事实上,该校的大学资质七年后才得到美国长老会母会承认,所以说登州文会馆更名之时,其办学层次只是一所新式中学。
1879年5月,狄考文携邦就烈经上海乘船返美,这是他们来华十五年后的第一次休假。归国后,狄考文四处奔走,呼吁各教堂向文会馆捐款。同时,在郭显德和丁韪良的帮助下,狄考文建议美国长老会授予文会馆大学之名,但是,长老会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给予拒绝。    
1881年,狄考文夫妇返回登州,以山东差会的名义再次向长老会总部报告,涉及机制管理、学制课程、教学目标、教授语言、学校选址、长景发展等,其核心依旧是希望能够把学校由中学层面升格到现代大学。这份报告虽未立即得到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的批准,不过该会却派遣赫士(Watson Hayes,1857-1944年)赴华协助狄考文办学,在经费上也给与更多支持。1884年,学校最终才得以在美国母会立案。[26] 至此,登州文会馆有十二位中外教师任教,正备斋各学年开设课程六至十二门不等,所设课程既有中国儒学经典,又有西方现代实学,并建造一间工场,内置理化生算等实验设备供学生演习操作,《文会馆志》用五页篇幅列举了学校的实验设备,内有水学器35件;汽学器30件;蒸汽器14件;声学器18件;力学器42件;热学器26件;磁学器15件;光学器60件;电学器分为干电、湿电和副电设备,其中干电仪器64件,湿电仪器40件、副电23件;天文器件9件。[27] 学生入校须缴纳学费且签订契约,严守斋舍条规、讲堂条规、礼拜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赏罚条规等,须通过各学年的“日考”、“季考”和“常年考”,试卷采用百分制,考试形式采用口试与笔试,“分数满百分者,下期免考,不及格者罚令复学”,六年考试均通过者则颁给毕业文凭。[28] 至此,登州文会馆已脱变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时人谓:“该时(晚清)所谓高等学校,照全国而论,当以登州文会馆为第一”。[29]
1902年6月,英国浸礼会与美国长老会在青州举行联合会议,通过了一项名为“教育工作基础联合”计划,其大意是协力把潍县的广文学堂、青州府的神道学堂建设成高等学府,并另设一间医道学堂。[30] 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通车,文会馆地处登州一隅,其交通不便之弱势更为显现,美长老会借机将文会馆迁至潍县与英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Kuang-Wen College)。1917年,广文学堂又迁往济南,与青州的神道学堂及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并为一处,更名为后来饮誉海内外的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31]
                    
二、袁世凯与狄考文
1881年,时年22岁的袁世凯“蒙四叔赏川资四十金”奔赴登州投效山东军务帮办吴长庆。[32] 吴长庆(1833-1884年),字筱轩,号延陵,安徽庐江人,曾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官至浙江提督、山东军务帮办,1882年入朝鲜镇压壬午兵变,1884年撤防金州后病逝。吴长庆在任期间,向来处事持平公理。1865年夏初,安徽建平平民与教民交恶,捣毁教堂,所掀起的反洋教斗争延及宣城、宁国、广德,两江总督沈葆桢饬吴长庆查办,吴长庆遂查明事情原委并缉拿教民与反洋教斗争若干人等,依法持平办理,平息了民教冲突,深得沈葆桢赏识。[33] 驻防登州期间,登州府衙亦与传教士保持了融洽的关系。史载其麾下兵勇在学堂闹事,狄考文前往兵衙理论时引发冲突,在吴长庆过问下,登州知府亦至兵衙“扶先生(狄考文)出”。[34] 吴长庆与袁世凯嗣父袁保庆乃同盟兄弟,在南京时即过从甚密,吴长庆为袁保庆治丧时与袁世凯熟悉,曾为吴长庆的幕僚张謇把吴袁两家的情谊称之为“三代世交”[35],吴长庆孙女吴若男亦撰文回忆了这段交情。[36] 可见,袁世凯此后任东抚期间,在处理教案时采取“遵守约章”并“持平公理”之原则,与其登州从军经历似有着紧密的关联。
台湾曲拯民在其文中称“有一段时期袁世凯在登州党军头,他跟狄考文有些交谊。满清军队修械所的技工是狄训练出来并介绍的。袁世凯来参观过狄的一切设备”。[37] 不过,从现有史料出发,尚难说袁世凯登州从军期间与狄考文有过直接交往,如狄考文的大学同窗美费丹尼据狄氏日记所编《狄考文传》,亦只是模糊地表述说曾有一位高级官员参观过学校工场。[38] 然而就袁世凯早期教育革新设想而言,或可推测出他应与狄考文交好或受后者影响。
1901年1月,因庚子事变而被迫“西狩”的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变法”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39] 四月,设督办政务处,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同月,精于逢迎权术的袁世凯借机向朝廷上书《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于教育改革方面提出“崇实学”、“增实科”、“重游历”、“修武备”等四条建议[40]。九月,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草拟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在学制改革上亦以“实学”、“实科”为进向。所谓“实学”、“实科”,非滥觞于北宋的“实体达用之学”,而是指西方近代科学,亦即传教士所定义的“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物之理也”[41]。西方近代科学输入中国,其重要途径之一即是译介,恰如袁世凯折中所言,“洋人之久在中华者,亦多有译本”。事实上,与商人、外交官、军人共同构成近代来华“洋人”群体的传教士,他们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影响并不局限在科技书籍译介上。王树槐的研究指出,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传教士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人就鼓吹变法,企图影响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为基督教福音传播创造有益氛围。[42] 庚子事变后,传教士群体鼓吹变法的呼声愈发高涨,因教会学校规模的壮大,在教育革新上提出改科举、兴实学之举措。如《万国公报》所刊发的李佳白《创设学校议》[43]、林乐知《险语对》[44]、李提摩太《拟广学以广利源议》[45]等。而其中与袁氏新式教育设想最为相近的,当为狄考文发表在《万国公报》的《振兴学校论》、《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与《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
甲午一役,清廷战败,有中外有识之士认识到,“居今日而言变法,必先熟权乎中国之所缺,而以教育英才为第一义”,[46]“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校”[47]。袁世凯建言,各省府应设立大学堂一所,为全省学校总汇之所,“其学生应与各府直隶州分设之中学堂优生内递升”。狄考文认为在京师应设立一所总学堂,“为群学之总汇”,进而“起通国之表率”,“外省各府直隶州县不能不建蒙学堂、中学堂暨大学堂、专门学堂”。[48] 很明显,袁折中所谓起“全省学校总汇之所”的“大学堂”,意即狄文中“为群学之总汇”的总学堂,只不过设置数量多寡与地域不同之差异。
袁氏认为中小学堂与大学堂同期筹办恐难以骤成,省城设立大学堂又势在必行,在学期不备的情况下,似在大学堂内分斋督课,区分为备斋、正斋与专斋为宜。[49] 与其相较,狄考文早在二十年前亦认为,学馆应分为“特学”与“公学”两等。所谓“特学”系“各门独用之学问”,举凡医学、旷学等实业学科皆囊括于内;而“公学”系“教公用之学问”,进而又分为两等,即“童蒙之小学”与“成人之大学”。[50] 早在1876年,狄考文就以西方分级制的学制方式改革文会馆,亦设置正、备两斋,区分等次,按级授课,以级递升。1891年上海美华书馆所刊《登州文会馆典章》,也详述分级制办学体制之区别。1897年6月,狄考文领衔传教士上书,建议改革中国学制,内云“外省各府庭州县……建蒙学堂、中学堂暨大学堂、专门学堂”。可见,狄考文不仅是分级授课制的实践者,亦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以规章制度形式纳入立校章程,形成递升性的分级制学制特点。较之狄考文所建言的分级制,袁世凯倡导备斋、正斋与专斋三等学制,看似有所细化,名称亦有所变化,但是,其实质上依旧是在前者办学理念与实践上的创新,个中原因或如狄考文所言:“察泰西诸国用以兴学校之法,大同小异。然为中国计不能全以西法代之,只可随时随势变通而已”[51]
在课程设置上,袁世凯认为应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与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精选人员译为汉文,兼或寻觅外人译本,搜罗印证,汇集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52] 所谓实用之“书籍”与“学术”,袁世凯在《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说的明白。他说,备斋除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外,还应“授以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分政、艺两门,授“普通学”,中外史学、中国治法学、算学、天文学、地质学、测量学、格物学、化学、生物学、译学、方言学、矿学、医学等各实学皆囊括于内。[53] 与之类似,狄考文说西方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其原因是“皆以算学为要”,“以算学为开导心思之法”,故以开设算学类课程为首要,[54] 辅以“群学”,“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矿物、制造、工程之学”皆入之。[55] 相关统计表明,登州文会馆正斋开设的56门课程,西学课程20门,中学课程30门,宗教理论6门;备斋开设的23门课程,西学课程8门,中学课程有9门,宗教理论6门。[56] 王忠欣研究后认为,登州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所设心灵学、是非学与富国策三门社会科学课程“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57]。很显然,袁折所谓“普通学”,即是狄文中的“群学”。
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曾说,狄考文乃“近世之大教育家也”,所培养学生毕业后“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为各省大、中学堂提供诸多实学师资,其工场所产之教学设备“除供应本堂应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订购”。[58] 历史证明,狄考文正是在登州文会馆上所得的成功,才给袁世凯创办山东大学堂提供了示范性模板。
     
三、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
1901年9月,袁世凯上呈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次月得光绪帝照准,山东大学校史载“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设立的官立大学堂”。[59] 三个月后,光绪帝又下发谕旨,敕令各省效仿山东,举办新式学堂,内称:“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着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60] 学部大臣张百熙旋即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饬各省,要求各地督抚照章办理。地方督抚在复折中称,除参酌本省情形稍微变通外,一切条规均略仿山东章程。[61] 很明显,单从各地督抚的上折时间来看,山东大学堂应是最早响应清廷上谕并付诸实践的地方学堂,这是何以称之其为“第一所京外官办高等学府”之故。实际上,山东大学堂不仅设立较早,且在规章制度上,因适应时代要求,详规较为完整,而对彼时全国新式高等教育设立起着制度示范作用,故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
所谓“山东章程”,具体是指袁世凯上呈的《试办山东大学堂折》所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计四章、九十六节,涉及宗旨体制、学堂条规、学堂课程与学堂经费。有论者认为,“它充分吸取了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以及有关办学堂所有议论的有效成分”。[62] 实际上,究其文本源流来说,不难发现它是以文会馆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为文本基础的。
1891年,时任登州文会馆监督的赫士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登郡文会馆典章》(下文简称为典章),计二十条,涉及办学宗旨、学制、管理、课程、师资、教舍、设备,大体类同并涵盖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下文简称为“章程”)之相关规定。现分类阐述,对比择要分析,钩沉两章程间的关联。
在办学宗旨上,《章程》规定,山东大学堂拟“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其目的是“储为明体达用之才,仰副朝廷图治作人之至意”,而登州文会馆的办学宗旨亦为“原欲学者洞识各种要学,……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很显然,两者办学宗旨均以“实学”启迪人才,只不过是一是为“朝廷”所用,另一是利于时代发展。
凡欲入校学习的学生,登州文会馆多与其家属签订契约,就学生及其家长名讳、家庭住址、学习费用、衣食住行、学校制度等一一载明,不准学生随意去留,约束其遵章守制。山东大学亦立甘结,其内容与文会馆的契约要点类同,格式相仿,不过,学生欲入山东大学堂,还需要呈保状一份,由其族邻签署。实际上,文会馆虽然没有约定书面化的类似保状,但是,择优录取持有今时所谓“推荐函”的学生。可见山东大学堂之保状与文会馆推荐函,两者所起到的推荐、担保功效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63] 所谓材由木饬,以正从绳。学生入学后,两校均重视学生德育培养。登州文会馆招收学生时,首要要求学生品德为先,“必品行方端人也”,如首届学生中就有邱道和与侯诚信就因“不堪造就”而被开除出校[64]守禁令条规、赏罚条规等关于学生德育培育之相关规定,使其言行有规,处事有据,如条规中规定禁烟禁酒,“一经查出,立即开除”,另若有言语撒谎、考试作弊、滋事斗殴者亦驱逐出校。[65] 学校还设立学生团体,如“漓藻会”、“青年会”、“中国自立学塾会”、“勉励会”等,锻炼学生“自治精神”,熏陶学生知识与德育并修,以期造就“练达任事之才”,“为他日国民自立地也”。[66] 类似的是,山东大学堂在遴选生源时,凡“通解经史、身家清白、体制强实并无习气疾病嗜好者”方为合格,学生入校后“禁止酗酒、赌博、吸洋烟,并严禁喧嚣、争骂、斗殴等事”,并遵守学堂条规,择优留校任教的学生“其有心术不正、品行不端者,材质口音虽优,亦不留堂肄业”,若有“心术端正学术渊博之士”可由学校呈请咨遣出国留学。。学生入学后,应
依《章程》规定,山东大学堂在教学管理体制上,设置总办、总教习、监督各一名,负责学校日常事务与教学运行,聘请中学教习、西学华教习与西学洋教习各三至六名不等,负责教学工作。这种教学管理架构与登州文会馆大致等同。浏览文会馆之《典章》,可知其当时监督为美国人赫士,负责料理学校事务并兼授课程,另聘有中外教习各五人讲授中西课程。可见,因学校规模大小有别,文会馆从监督到中西教习匹配的教学管理体制,山东大学堂均沿袭使用,只不过因学校规模较大而增设了总办与总教习两职位。实际上,在山东大学堂中,总办的工作重点是负责校内日常事务,总教习则是负责择聘教员核定课程事务,这与文会馆“总理庶务,兼授学课”之监督职责亦大体相当。
如所周知,晚清学塾所设科目不外乎是中国经史,兼以图算各学。很显然,这对教授西学而培养实用人才为目标的新式大学堂来说,势必造成其生源缺乏。因此,《章程》拟分设正、备两斋,前期两年,后期四年,分级授课,斋内递升。不难发现,这分明移植了文会馆1876年所设立的三年备斋、六年正斋学制,只不过是学年长短不一而已。事实上,在学制设置上,山东大学堂对文会馆的“学习”并不惟此,课程设置亦是文会馆影响山东大学堂之直观体现。狄考文建校之初,其教学指针即是“凡欲求学问之全备者,皆不可不学”[67],故而文会馆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经史与西方实学并存。据统计,其备斋课程共开设23门,分计为宗教类5门、中国经史类8门、社会科学类4门、自然科学类4门及音乐类2门;正斋开设课程56门,分计为宗教类5门、中国经史类30门、社会科学类5门及自然科学类16门。[68]山东大学堂之办学章程规定,其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以求中西课程融会贯通,次第秩然,体用递进,故而两斋所开设科目与文会馆类同,其内容亦可大致分为中国经史、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三大门类。如其备斋首季开设课程22门,其中中国经史类10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2门,外语类6门,体育类2门。[69] 可见,因两校“属性”不同,才造成课程设置上的部分差异。作为基督教大学,文会馆不可避免地开设了宗教类课程,虽然所占比重较低,而以实学为发展进向的山东大学堂不仅禁止西学洋教士传教,亦设置德、法、英诸国语言以培养翻译人才。实际上,对山东大学堂所设西学课程作抽样分析,更能彰显其所受文会馆之影响。以其正斋为例。据统计,山东大学堂正斋开设西学课程22门,虽比文会馆正斋多5门课程,但仅依其课程名称来看,除个别称谓略有差异外,两者相似课程达15门之多,分别是代数根源(代数备旨)、形学(形学备旨)、八线(八线备旨)、格物(热、声、水、力、光、磁、干电、湿点、光电)、航海法、地学(地石学)、代形合参、化学、动物学与植物学(动植物学)、微积分、天文学与星学发轫(天文揭要)、富国策英文版(富国策)、勾股(圆锥曲线)、量地学与测量学(物理测算)、生物化学(化学辨质)。[70]
文会馆之所以对山东大学堂有着多重与直接的影响,其原因除了袁世凯受狄考文影响之外,另一即是山东大学堂成立之初即延请赫士等文会馆诸师生赶赴济南执掌教鞭。赫士 (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194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人,北长老会教士,大学生涯在阿里甘学院渡过,1882年应狄考文之邀来华协办文会馆校务,其人赋性聪明,勤学不倦,史载其数载即精通汉语,又可授天文、地质、经济等科,1896年便升任学校监督一职。1902年,袁世凯秉旨筹办山东大学堂,因西学师资缺乏,特聘赫士前来任教。赫士随行带走文会馆在任教师王锡恩、刘光照等9人和毕业学生冯志谦、郭中印等8人,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条规,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短短一个月便使大学堂正式开堂授课。文会馆所培养学生师资化的特点可见一斑。事实上,创校之初,狄考文即认为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教习之人,希冀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如文会馆首届学生李秉义、李山青和邹立文毕业后1876年毕业后均在基督教学校任教职[71]。据统计,文会馆登州办学期间共招收26届计170人,加上1904年迁到潍坊时毕业的四届学生,共计有206人[72],约60﹪的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其中在教会学校担任教职的占37.9﹪,在国立学堂担任新式学堂的占20.7 ﹪,而从事福音传播的仅占毕业生总人数的10﹪。[73] 可见,在师资培养方面,文会馆不仅为山东乃至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天津条约》约定登州为通商口岸,但在此后的实地勘测中,英方感觉登州水域“滩薄水浅”,不宜通航,遂改选烟台,登州的地理区位优势亦因之衰退。作为一所坐落于海边一隅的高等学府,登州文会馆所面临的天然劣势是无法避免的:交通落后,生活不便,信息滞后,人员不稳,等等。但历史证明,文会馆不仅扎根于此,发展四十整年,而且枝叶繁茂,桃李盈门,所培养的学生“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以至于在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上,有学者把登州文会馆视为教会大学之开端,[74] 更有研究把其定性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75]
登州文会馆何以取得如此成功?不难发现,其原因与学校创始人狄考文夫妇紧密相关。与多数传教士相同,狄考文也深信中华必将归主,福音传播是所有社会事工的最终归属,学校教育也应打下宗教的烙印,“让虔诚有力的布道充满每一所学校”,要利用“一切直接的发挥宗教影响的手段,如宣经班、祈祷会、个别谈话、规划等”,“让学校真正成为基督教学校”。[76] 登州文会馆的学生“无不于毕业前皈依基督教”即是其例证。[77] 但两者又不同的是,狄考文在办学方针上信奉“全面教育”(A Though Education)这一理念。所谓“全面教育”,用狄氏话语来说,即是“用十到十四年的光阴,锻炼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真理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具体来说,该概念含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教授内容广泛,除宗教课程外,还应当建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干的课程体系;其二是该概念蕴含着实施完整教育体系的意义,即传教士不但要开办基础教育的小学,还要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完整教育的重要环节。狄考文认为,其中的高等教育环节尤为重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犹如“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会跟着他的光走”。[78]
 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引下,登州文会馆在学制体系、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乃至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培养上,均亲力自为,率先垂范,开制度之先,成为晚清新式教育变革之模版。也正是这一成功,袁世凯才借鉴文会馆办学章程《登郡文会馆典章》之相关规定,上折倡导教育革新,又延请时任文会馆监督的赫士率一批师生赶赴济南任教,套用文会馆的办学实践,才成就了山东大学堂“第一所京外官办高等学府”之美誉,《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亦因其制度垂范作用而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章程”。
事实上,从当下的山东大学身上亦可爬梳出其与登州文会馆的文化渊源。树立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南门的石碑,镌刻着其办学宗旨“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这与文会馆的“天下之学会聚于兹”并培养出“利世有用之士”的教学目标,可谓有着文化上的传承。登州文会馆虽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难脱其宗教属性之嫌,但在学生培育上以种种规章制度锻造学生以德育为先,实业立世,全面发展,故而其学生能够谱写出类如“光复青岛威海卫,奉还旅顺大连湾”等爱国歌曲,在基督教自立运动及民族独立斗争战线上也能发现文会馆毕业生的身影[79],可以说,这是对山东大学时下何以倡导德性治校理念之历史回应。


基金项目: 本文是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登州文会馆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兼以其与山东大学的学
缘”(IFW12037)的阶段性成果。
[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4791页。
[2]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第8页。
[3]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
[4] Kwang-Ching Liu,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1 (Nov., 1960), pp. 71-78.
[5]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 Lond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 1971.
[6]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敎育: 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 吴梓明、陶飞亚:《基督教大学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8] 王元德,刘玉峰:《登州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19页。
[9]《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第2页。
[10]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China :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43.
[1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页。
[12]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ter,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2, p.31.
[1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韩同文:《广文校谱》,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年,第5页。
[14] 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40. 1940, p.132.
[15] Helen S. C.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5, pp.207-210.; pp.243-250.
[16] 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p.12.;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第171页。
[17] Anita E.Carter,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Chefoo Station,1862-1937 , New York: James McMullan&Co.,Ltd, 1938,p.3.
[18]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第169页
[19] 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p.81.
[20] 费丹尼著,郭大松、崔华杰译:《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1]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2, pp.42-43.
[2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0页。
[23]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48-149.
[2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1页。
[25] Hunter Corbett, 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p.83.
[26]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China :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128.
[27]《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第2-5页。
[28]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6页。
[29]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第150页。
[30] West Shandong Mission Minutes, 1895-1900, p.85.
[31] Shandong Mission Minutes, 1917, p.35.
[32] 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编:《北洋军阀史料》(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33]《沈文肃公政书》(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88页。
[3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页。
[35] 张謇:《与朱曼君及叔兄致袁慰亭函》,《张謇全集》(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36] 吴若男:《袁世凯轶事数则》,载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0年,第92页。
[37] 曲拯民:《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山东文献》1987年第4期,第107页。
[38] 费丹尼编,郭大松、崔华杰译:《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第167页。
[39]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二十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0—11页
[40]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3页。
[41] 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 
版社2006年,第60—63页。
[42]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43] 李佳白:《创设学校议》,《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第25本。
[44] 林乐知:《险语对》,《万国公报》第87册,1896年4月,第25本。
[45] 李提摩太:《拟广学以广利源议》,《万国公报》第63册,1894年4月,第23本。
[46] 李佳白:《险语对》,《万国公报》第83册,1895年12月,第25本,第15663页。
[4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4791页。
[48] 狄考文等:《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第100册,1897年5月,第27本,第16861页。
[49] 袁世凯: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7—48页。
[50]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李天刚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
[51] 狄考文等:《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第100册,1897年5月,第27本,第16922页。
[52] 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 
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13页。
[53] 袁世凯: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 
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54]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李天刚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55] 狄考文等:《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第100册,1897年5月,第27本,第16922页。
[56]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8—31页。
[57]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58]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7页。
[59] 《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60] 《谕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通行各省仿照举办》,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
[61]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4—74页。
[62] 霍旭东:《山东大学堂的筹建和成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第110页。
[63]《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第2页。
[6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0页。
[6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36页。
[66]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7—49页。
[67]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李天刚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68]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36页。
[69]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36页。
[70] 括号内为文会馆所列课程,下同。
[7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5—56页。
[72] 狄考文四弟在其书中认为文会馆共培养毕业生205人,见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ter,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12 , p.63.;王神荫则认为208人,见王神荫,修海涛:《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结合《文会馆志》和《广文校谱》所载人员名录,笔者认为应是206人。
[7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5—56页。
[74] Earl Herbert Cressy,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 Study for the Year1925-1926, Shanghai,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28, pp.26-27.;Kwang-Ching Liu,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1 (Nov., 1960), p. 72.
[75] 郭大松:《晚清外国传教士云集登州及其原因探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24卷第4期,第2页。
[76]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 May7-20,1890. ,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6.
[77]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7页。
[78]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 May7-20,1890. ,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457-458.
[79] 相关研究见Benjamin A.Elman, “Naval Warfare and the Refraction of China's Self-Strengthening in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ailure, 1865-1895”,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38,No.2(May,2004), pp.28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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