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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东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觅踪感言》

时间:2013-08-31 10:00:14  来源:  作者:郭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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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学术界曾经把近代外国来华传教士笼统地定性为“文化侵略者”,把它们传播的西方文化视为“以奴化思想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文化”(李时岳:《李提摩太》,引言)。这种认识至今在学术界依然很有市场。诚然,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资本帝国主义欺辱,对于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开路蜂拥而至的西洋传教士,本能地产生抵触和反对情绪,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和个体的来华动机、所作所为,如果做一全面深入考察分析时,便会感到仅仅把他们放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这一背景上考察,似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上曾长期名冠世界文明史前列。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受资本扩张本性的驱使,携商品和资本的重炮,要“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华文化遇到了亘古未有的挑战。
  然而,自明以降,中华文化早已失去了汉、唐风采和博大胸襟。鸦片战争前,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早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但封建统治阶级依然老大自居,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茫昧无知,日益走向自我封闭的怪圈,不加分析地排拒任何外来新事物。对鸦片战争后卷土重来的基督教,封建统治阶级当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极端顽固保守的封建士大夫,站在维护封建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不惜制造外国传教士办医院、育婴堂是为了挖取小孩的眼球制药的谣言,极力鼓动民众反教。即使是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开明人士,虽然认识到了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也是与中国的孔子、老子一样,“奉天道以立教”,“其教不同,至于清心寡欲、端身淑世,忠信好善而不杀,则一矣”(姚莹:《中复堂全集·康輏纪行》),认为尽管耶稣教目的是要“训俗劝善”,“原无所谓非”,“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但西方人“必欲传其教于中土,则亦未免多事”(徐继畬:《瀛寰志略》)。这说明,早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近代开明之士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基督教与孔孟之教并无本质区别和优劣,要比我们在建国后学术受某种意识所左右,把传播基督教说成是奴化中国人民要高明不少,尽管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基督教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的不仅仅是“训俗劝善”的基督教义,更要传播适应世界发展大势的西方近代文明。
  首先,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并非是受各国政府派遣来华的,而是受各自所在的教会组织派遣而来,政府与教会很多时候在对来华传教问题上的意见很不一致。相对说来,传教士们传教的信念和决心更为坚定,即使得不到政府支持、一定时期得不到本国教会支持,也千方百计、坚定不移地坚持在华传教。如美国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无论南方和北方的,由于其国内发生南北战争,教会也无力支持这些出国的传教士,南方政府还对传教士有一种本能的排拒,在海上见到出国传教士就拦截押回。北方的传教士虽没有政府阻难,也有在海上遇到南方舰船被逮捕押回,以及北方政府要求他们服兵役的问题。为了到中国传教,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传教士,意志坚定者都克服了种种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毅然设法来到了中国。还有一些传教士终生在中国传教,最后葬身中华大地,非但不是受其政府派遣,甚至与本国教会也没有关系。如: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原本是英国中国宣教会(The China Evangelical Society)教士,1854年即来华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教。1860年回国休假期间,组创了无宗派的国际性基督教传教团体——中国内地会,该会许多成员即是非英国国籍;原内地会传教士马茂兰夫妇(James McMullan),因故脱离内地会自食其力,白手起家创“工艺会”(Industrial Mission)和“马茂兰公司”,传教、办学、搞实业,为近代胶东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本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因与本国教会总部在传教方式上意见相左,遂离开浸礼会独立活动,传教、著书立说,宣传西方各国变革史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鼓动中国变法;著名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一度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脱离母会独立活动……。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受什么驱使、为什么要来中国?仅仅是像我们过去所说的为了奴化中国人民、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吗?
  其次,一些传教士往往是一家几个人都来华传教,且父子兄弟相继,似乎有着家庭传统。一般早期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都是夫妇相随,这自不待说。许多传教士还父子兄弟姐妹相继,如: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狄考文的妹妹、四弟夫妇、外甥女均先后奔赴登州,妹妹、外甥女协助经管文会馆备斋,四弟狄乐播 (Robert.M.Mateer) 则在登州学习两年汉语之后,于1883年至潍县仿照文会馆模式创办格致院和文华馆,1884年主持建成集传教、医疗、教学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教会机构乐道院;美国南浸信会女传教士慕拉弟(Moon)姐妹于1872、1873年先后来山东,妹妹大约5-6年后因健康原因回国,她则在登州、平度等地独身传教一生;曾继狄考文担任登州文会馆馆主、后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赫士,不仅自己在中国奋斗了一生,其子赫约翰(John D. Hayes)生于山东,回美国读完大学后又返回中国传教;终生在登州传教并把美国大花生传至胶东一带、为近代山东花生出口业做出贡献的梅理士,夫人去世后又找来继室夫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继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克服种种困难,不但自己坚持终生献身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而且把自己的外甥女卡特(Anita E. Carter,中文名字葛爱德)小姐招来一道工作。卡特小姐1906年来华,直至1938年日本人占领烟台没收了聋哑学校才返回美国,终身未嫁,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中国聋哑儿童;英国人英约翰(John Innocent)本人在中国工作了37年,晚年想再回来因身体条件不允许而作罢,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也都先后来山东传教……。这些人还有其他许多传教士,舍弃在本国优越的工作和良好的发展前途,义无反顾地到中国来传教、办学、兴办医疗卫生事业、救灾,甚至不领差会薪水并把个人的积蓄全部贡献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传教事业中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国人民?
  再次,从传教士们办学的结果看,似乎培养出了改造旧中国的新生力量,总体上不能说是培养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人才。像聋哑学校就不必说了,以登州文会馆为例,事情也是很清楚的。狄考文夫妇创办登州文会馆之初,就抱定宗旨是为中国培养人才,将来造福中国,因此文会馆不专门教授英语,除很少的神学课程外,三分之一时间讲授四书五经和中国史鉴,其余大部分时间教授现代自然科学和西方政治经济学说。自1882年正式改为大学后,至迁至潍县毕业于广文学堂文理学院的,共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门人才。早在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时,就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选任教师,丁韪良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足见文会馆之教育质量。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吸取教训,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推行全方位社会改革,废除科举、兴办现代教育即是其中重要内容。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创办的中国省级第一所现代大学——山东高等学堂,即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狄考文1895年因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事繁,馆长即监督一职由赫士接任)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 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结果,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由此观之,文会馆毫无疑义为清末民初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莫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会馆培养的学生大都支持维新变法,改造旧中国(也有少数鼓吹革命,希望建立民主共和国),憧憬中国尽快富强,规复汉唐旧观。关于具体事例,这里不及一一举例说明,仅以文会馆传唱的一首校歌为例即可见一斑。文会馆自编和改造民歌而成的校歌数十首,其中一首《恢复志》极具典型意义。这首歌的歌词很长,从“天创中华几千年,教化礼仪独占先”起始,历数中国文物荟萃、人杰地灵,“两半球上称胜地,英法德俄皆垂涎”;为近代封建统治者不思进取、顽固保守招致西方列强欺凌,大好河山沦丧而痛心疾首;呼吁“培天道以清本源,振实学另换地天”,要万众齐心协力,“整军经武不惜命,致君泽民不爱钱”,一扫前耻,收复失地,进而称雄世界:“远臣安南古印度,东海琉球与台湾。南面而立朝列国,端拱垂裳都北燕”!除却歌中一些今天看来不应有的传统宗蕃体系思想、依靠基督救世的宗教观念外,爱国、救国、强国思想溢于言表。此外,还有许多传教士尊重中国文化,甚至尊崇孔子,参加为复兴儒学而建立的各种组织,面对民国初年儒学日趋式微的局面,公开撰文表示希望中外人士设法“如何保留其精华,以便使一个伟大民族在不下3000年时间里所尊崇的儒家学说留存于世”……。这些事实使笔者觉得很难简单地把来华传教士都看作是在进行文化侵略、奴化中国人民。
  最后,事实上,许多早期来山东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时候缺乏甚至断绝了差会工作所需经费,他们根本不是受谁的指使,而是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例如,建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基督新教教会组织的海雅西,在国内差会本部因内战断绝了经费资助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差会的运转,自己到上海打短工,以他本人的能力和知识结构,他完全可以在上海生活得很好,但他时时不忘回登州工作,为此从不敢找一份长工,期待一旦经费到来就脱身做本行布道。又如梅理士的继室夫人在梅理士去世后,聋哑学校经费无着,她一方面把丈夫的抚恤金献给了学校,同时回美国到处做工作寻求支持中国聋哑人教育事业,结果是得到了几十所聋哑学校里的聋哑儿童的捐献,以及大量私人捐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因故与差会决裂,独立传教,作各种文字工作赚取薪水支持自己的布道工作。……凡此种种,都很难说明近代来华传教士都是资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先遣队,他们来华就是为了侵略和奴化中国人民。像上述狄考文夫妇一生未育,把一些贫苦无钱读书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费尽心机培养出了一批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们都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成功,开始设法不断扩大办学规模,这种情形显然不能用为了奴化中国人民一句话来诠释。所以,我们似不应该把传教士与侵略者划等号。
  其实大家都清楚,近代日本基本没有传教士来华,但恰恰是它对中国实行了最疯狂的侵略和最野蛮的掠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扩张活动,有些已成定论,毫无疑问就是侵略,而有些活动则应划入不可避免的伴随资本扩张而行的强势文化扩张行列,对此还需要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区分。事实上,人类历史步入近代以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时至今日,资本不但没有停止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反而以更大规模、更快的速度在进行扩张。毋庸讳言,任何一个国家,舍此就意味着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击败。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我们应该将资本的扩张划分为和平的互利性扩张和强力的侵略性扩张两种形式,我们反对和谴责的是强力的侵略性扩张;对和平的互利性扩张,不应该像封建统治阶级保守派那样一概持反对态度,而是要细加区分,积极应对,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和平互利性扩张活动,这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也是发展自己的必由之路。与资本扩张同时并行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以这种观点观察历史,也就不会总是把传教士与侵略者划等号了,不会把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看成是在奴化中国人民了。同时,也才能正确对待当前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策。
  正是由于在翻译资料的过程中产生的类似上述的一些疑问、不解和思考,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考察近代来华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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