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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会馆二三事

时间:2015-11-03 10:41:27  来源:  作者:孙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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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养学堂到大学
1863年,狄考文夫妇乘船从纽约出发,历经六个月之久的艰难航行到达上海,并于18641月到达山东登州,这是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提前为他们安排好的传教目的地。就在他们到达登州不到3个月的时候,即186442日,狄考文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希望创建一所学校。”在如此想法的促使下,于当年秋天,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城西北一座观音庙办了一个住宿的“蒙塾”。
1877年狄考文等人在“蒙塾”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将学校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书院”。
18812月,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把文会馆改为大学,1884年获得批准,登州文会馆遂成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狄考文申办大学计划书的内容包括:登州文会馆扩建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学生施行充分的中西教育;所有课程都用中文教授;逐步实现学生自备学费,尽快培养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国籍教师;学校向中心地区迁移。后来,他把计划书中所体现的思想概括为三句话,即“实施完整的教育”,“用中国的语言施教”,“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他说这三点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恰恰是登州学校持续二十五年提炼出来的实践经验”。狄考文一再强调:教会学校必须形成中学到大学的递进的教育体系;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中国所用。只有这样,基督教思想才能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
在狄考文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由蒙养学堂发展起来的登州文会馆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由低级向高级教育规格发展,既有中等教育又有高等教育,带动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
学习儒家经典,用汉语而不用英语教学
登州文会馆传授儒家经典,用汉语而不用英语教学,多数学者将三者分别论述,我认为三者联系紧密,有必要合而论之。
对于儒家典籍的学习,登州文会馆也非常重视,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要以教会学校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以控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用狄考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在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教会学校要在山东立足并产生影响,不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是行不通的。创办登州文会馆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既认同基督教,又熟知儒家经典的新式士大夫阶层,以取代中国旧式的士大夫。第二个目的是要使学生能将儒家典籍中的某些封建文化与基督教中的某些奴化思想结合在一起,熟练地运用,以求能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而不致受到旧式士大夫的阻力。第三个目的是为了教会学校能长远立足于山东,并产生影响。山东是儒家思想的摇篮,登州府又是县考之地,不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是行不通的,“本校重视这些论说,因是政府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也是作为受尊敬的学者所必需的”。狄考文所以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不少学生取得了功名,如1875年学生邹立文参加了登州乡试,结果名列前茅。这种借孔子为耶稣基督开道的手法使文会馆在山东站住了脚,还赢得了一定声誉。
登州文会馆40年来坚持用汉语进行教学,这一点是和其他多数教会学校最大的不同。用汉语教学,是学习中国经学的需要。显然,学生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则无法熟练掌握儒家经典,也无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教会学校学生要在未来社会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过硬的语言文字功底和基本的文化素质是得不到认可的。狄考文希望学生能以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学习现代知识与科学。
文会馆的课程表中完全没有外语课,对内地教会学校教英语,狄考文是反对的,他的理由是:“假使我们必须教英语,我们无疑地将得到中国官吏和富人的赞助和支援。这样,我们将被迫放弃学校的具有特色的宗教性质这个好的措施。我们招到的将是另一类学生。学校的宗教风气将迅速改变,而置我们于不顾。还有一个结果,也将几乎不可避免,那就是,中国的学术标准将下降,学习英语将使掌握中国古典文学受到致命的影响。学生们会讲英语后,无疑地我们将有极大的困难把他们留住。他们将立即去找工作,他们的英语知识将给他们高工资。更有进者,登州不是一个外国人居住的商埠,而是一个隔开的内地城市,这里不是设立一所学校教授英语使之成为显著特点的地方。”狄考文担心一旦引入英语教学,原本打算要做牧师或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毕业生会被引诱去从事商业活动,那样的话学校就变成了一个培养买办和文书的培训班了。但他并不是反对所有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香港等沿海及沿长江的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有着特殊作用;而在内地,狄考文直到1907年仍反对内地教会学校设置英语课。
自编教材、自制实验设备
由于是早期的教会学校,可资借鉴的资源有限,所以登州文会馆在办学过程中教材和实验设备大多自编、自制。
除了采用上海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的一些教科书外,还采用狄考文自编或翻译的教材,其中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几何)、《振兴实学记》,《官话类编》等,最后一本书主要是为来华的外国人学习华语之用。另外,还印了一些讲义供学生传习,其中有《理化试验》、《电学全书》、《测绘全书》、《微积习题》、《华文字典》等,没有公开发行,还有一些神学方面的教材。
狄考文所编辑的教材独具特色,他一般不用自己的讲稿直接编印课本,而是将学生的笔记加以归纳、整理、修改、润色,再编印成书。当时,中国的书籍都是竖写而且是自右而左直着排列,教数学就得先学阿拉伯数字,必须自左而右横着写,狄考文就采用中国传统的写法。所以,狄考文所编的《心算初学》、《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册)二书的习题都是汉字竖排出版。
事实上,狄考文在校外担负的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大会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各教派联合组织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推举狄考文为委员之一,并担任主席。1890年,该委员会扩大改组为中国教育会,狄考文当选为委员之一兼首任会长。每逢年会,他都参加,而且继续参与编写教科书,并提出如何在中国控制和垄断新式教育的阵地。
后来文会馆的毕业生如张松溪还动手编写了《勾股题镜》、《八线备旨》(三角);王锡恩编写了《实用天体》、《力学测算》、《勾股演算》、《图解三角》;刘光照(子耀)也编译了好几本代数、几何课本,销路也较广。
继狄考文任监督(校长)的赫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学体要》(逻辑)。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文会馆理科课程的基本内容。这些教材虽然都是以西方原著为蓝本,但颇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人易于接受。在缺乏新课本的时期,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各校教员也用作为教学参考。
文会馆的音乐课是狄考文的妻子狄帮就列负责,这里的音乐课本也是狄夫人负责编选的。1872年,狄帮就列就出版了《乐法启蒙》,以当时美国学校流行的对话的方式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知识。开创了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河。1907年又以《圣诗谱》为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全国发行。《圣诗谱原序》中说:“起先是单为自己的学生预备的,后来思想不如印成一本书,教众人方便用,于是又加细工、修改补全,编成这本乐书。”教授地理,地理课本也是她自行编写。
登州文会馆自行编写的教材大多被同时期的如广德书院、济美中学、翰美中学、“郭显德中学”等教会学校采用。
狄考文在文会馆建立理化实验室,一部分设备从美国订购运来,一部分由他和学生设计制造。在1886年写信给他兄弟时,狄考文提到,他自费建立起一个工场,内有木工、铁工、电工、车工等工艺。
登州文会馆创编的教材和自制实验设备,丰富了自身教学设施建设,走在了同样教会学校前列,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介绍和传播了西学,对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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