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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里 寻 他 千 百 度”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

时间:2013-09-02 14:41:15  来源:  作者:孙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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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沈心工(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赴日本游学,次年回到上海,在音乐教学中创意性地用上海方言“独览梅花扫腊雪”的谐音教唱doremifasuolasi七个阶名进行音乐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山东的蓬莱(古称登州)早在其三十多年前,即1872年,就已经有美国传教士自己编写《乐法启蒙》这种较为系统性的教材,教给学生们西方乐理知识,我们将有何感想呢?又如,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中心上海,乐歌尚无出版物,或者后来出现后多数还是简谱印行的单旋律歌谱,在这种情况下,地处偏僻的山东半岛蓬莱,由传教士传授下的学生们编写的歌曲,却已经全部是用五线谱记写的多声部合唱曲,并且后来付梓出版。理性认知告诉我们,中国“学堂乐歌”的历史需要“改写”了!不久前在山东发现的《文会馆志》和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所刊载的10首“乐歌”,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改写历史”意义与性质的“史料”和“史实”。

      笔者在撰写《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的过程中,为搜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资料,1993年从山东神学院王神荫院长处获得《文会馆》(以下简称《馆志》)的复印件文本。这一文本在几个方面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和重视:

一、登州文会馆比清政府自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904113日)颁布《奏定学校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规定一系列有关清朝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目标、课程设置等17种章程规则的颁布施行要早三十余年的时问,如从狄考文自1864年即来登州传教时开设的“蒙养学堂”算起,则早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因此,登州文会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狄考文夫人狄就烈编写的《乐法启蒙》于1872年出版,堪称我国近代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音乐教科书。登州文会馆学制九年,按《登郡文会馆典章》规定,第二年必修“乐法”课,并在毕业文凭上注有修毕“乐法”字样,与清政府规定的早期学堂乐歌滞留于“随意科”的性质相比,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胶东半岛的乡村教会学堂的音乐教学就具有如此地位,真乃不可思议。其音乐教学程度与启蒙意义丝毫不亚于1902年铃木米次郎教授在东京“音乐讲习会”上所进行的“讲座”式的音乐教学活动。

三、据《馆志》介绍,学生所写歌曲累计有数百篇之多,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在19世纪后半叶,登州文会馆建校四十年来,以一个学校开设的“乐法”课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教学成绩,是以往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按《馆志》目录,内收歌曲10首。66页“文会馆唱歌选抄”中写道:“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咏者排印于下……”然而,恰在这里缺少了六页,即10首歌曲毫无踪影。是原本《馆志》中就有缺页呢?还是复印时保存文本者觉得歌谱无关紧要而故意“省略”了呢?无论如何,对于音乐史料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缺漏。手边这份《馆志》复印件既然是一个“残本”,惟有找到“原始文本”,方能一探究竟。由此开始,笔者踏上了漫长的寻访《馆志》“唱歌选抄”文本之路。(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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